牛郎织女本没有爱情，讲的人多了也便有了爱情

牛郎织女本没有爱情，讲的人多了也便有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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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夕。我们通常的理解是，这一天是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的日子。如此恩爱的小两口一年中只能见一次，一直以来引发着人们的同情。不过，凡事不能较真，爱情本是美好的象征，为什么人们偏偏选中了有些“悲剧色彩”的牛郎织女？为什么本是“乞巧节”的七夕，逐渐成了情人节？更要命的是，提起牛郎织女时，我们竟会不自觉地想到董永与七仙女！

这些都不是巧合。不急，我们不妨先从牛郎和织女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历史说起。

织女一开始不是天帝的女儿，牛郎一开始也不是穷酸的农民。天文学上，牛郎、织女本是天琴座和天鹰座的两颗恒星，是空中的两颗耀眼的星宿，最初是上古时期先民们崇拜的农业神。

经夏商周的发展演变，到了汉代，织女星摇身一变成了天帝的女儿，掌管着瓜果、丝帛；牵牛星则化身辛勤耕种的农夫，牵牛织女的人格化形象首次出现，并逐渐被人们配对。直到魏晋时期，以牛郎织女一年一会故事为内核的传说及七夕节才逐渐成型。

描绘牛郎织女被分离的画作

农桑之神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之说最早记载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这里的牵牛和织女是两个星宿名称。牵牛星在银河东边，织女星在银河西边，二者隔着银河遥相对望。

《夏小正》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岁时的书籍，它详细记载了十二个月的星辰和气候变化，以及对于农事的指导。这本书中记载牛郎织女：“七月……寒蝉鸣……织女正东向……”

也就是说，当七月份织女星开始朝向正东，就意味着秋天正式开始。这也从侧面说明，牛郎织女最早的作用是农业报时。

1975年冬，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批秦简，其中《日书》部分有两条与牵牛织女相关的材料，材料一：

“丁丑、己丑取（娶）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

材料二：

“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

《日书》是古代一种以时、日推断吉凶祸福的占验书，这两条材料均指明在戊申、己酉日娶妻是不吉利的，因为这是牛郎娶织女的日子。可见，牛郎织女苦命鸳鸯的故事在秦代就已出现，并成为卜筮者占卜吉凶的论词。

睡虎地秦墓墓主喜的下葬年代应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根据竹简的成书年代早于墓葬年代的原则，《日书》的成书年代要早于此年。经学者研究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应该成书于秦昭襄王时期。

因此，秦简《日书》的这两条材料证明早在先秦时期，牛郎织女之间的婚恋关系就已经确立，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星座。牛郎织女相恋故事形成的上限至少可以划至战国末期的秦昭襄王时。

描绘牛郎织女故事的古画

但是，牛郎织女相恋的故事虽已出现，并不广为流传。在汉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初步成型。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中，人格化的牛郎和织女一起守护着寻常人家的经济生活，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关系。汉初《淮南子·真训》记载：”若夫真人，则……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

这里说的是真人与织女的婚姻，与牵牛无关。东汉班固的《西都赋》记载：

“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张衡的《西京赋》中同样写道：

“豫章珍馆揭马，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

这也只是描写了西汉长安时的昆明池旁立有牛郎织女两座石像。

而在相信天人感应的知识分子眼中，这两个星宿的变动，都可以用来判断王朝的吉凶。当牵牛星摇晃，就说明要发生战争；当织女星暗微，就说明纺织业恐怕要衰落了。进一步说，如果这两个星宿附近有流星陨落，就意味着人间要有达官显宦去世。比如《后汉书》中记载，公元64年，有颗杯子那么大的流星从织女星西边掉落。因为织女代表天帝的女儿，所以这一星象预示着人间的女主会有祸事。果然，就在同一个月，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任妻子阴丽华死了

在民间，人们在七夕这一天会做什么呢？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

“七日，遂作麴，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

在这一天，穷人会晒晒衣服，富人会办办宴席，而读书人则会晒经书，人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向牵牛星和织女星祈福。最有个性的当属名士郝隆，他在七夕节这天光着肚皮躺在院子里，别人好奇问他，他说我是在晒我肚子里的书。

在皇宫中，宫女们会祈福织女星，保佑她们能织出巧夺天工的衣服来。为此，宫女会日用丝线穿七孔针。并且，她们还会把瓜果放在外面，如果有蜘蛛爬上去织网的话，就意味着得到了“巧”，所以七夕节在古代也被称为“乞巧节”。

可见，此时的人们还没有把七夕节当成情人节来看待。

牛郎织女渐成情侣

不过两汉时期，也有一些文人墨客把牛郎和织女塑造成苦命鸳鸯，例如西汉刘安《淮南子》中有”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的记载，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则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的记载。

金代牛郎织女铜镜

由于牵牛、织女星位于银河两侧，自然而然形成了男女被分隔在银河两岸的浪漫想象，《古诗十九首》第十首《迢迢牵牛星》提到：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用两个隔河而望的星宿来比喻人间情侣的相思之苦。

到了南朝，梁任昉《述异记》里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已经具备雏形，话说天帝的女儿住在银河东边，虽然善于织布，但总是郁郁寡欢，天帝于心不忍，就将她嫁给了银河西边的牵牛朗。谁知织女从此荒废了本业，只知道男欢女爱，天帝大怒，于是命令织女“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

此时，牛郎织女的故事还很粗糙，直到与董永的故事进行了融合。

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同时收录了董永和牛郎两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叫织女。于是，两个故事的男主人公逐渐合二为一，牛郎从此名为董永。同时，牛郎、董永还吸纳了《搜神记》中《毛衣女》的故事，也就是偷衣娶妻的情节——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故事大意是：男子偷走了一个女孩脱下的“毛衣”。结果其他人都飞走了，这位女子只能留下来。男子将其娶回家中，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她让女儿问父亲，才知道当年被偷走的“毛衣”的藏匿之处。女子穿回“羽衣”飞走了，后来还接走了三个女儿，一起飞去。

这则故事的结局并不浪漫。即使同男子生了孩子，还是选择了离去。

之后，牛郎董永又与《田昆仑》中的寻母故事结合起来。晚唐五代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提到，董永的儿子董仲七岁外出寻母，有道士孙宾告诉他：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

渐渐的，民间文人尝试将牛郎的故事、董永的故事、毛衣女的故事、董仲寻母的故事等等整合起来，于是便创造出情节更丰富的牛郎织女传说。

牛郎织女的故事成型

从元杂剧到明清白话小说，市井文学达到巅峰。文学上突破封建礼教的作品越来越多，而有关男女追求爱情的题材成为主力军。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转型为爱情故事。

明代朱名世的《新刻牛郎织女传》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完整记叙了牛郎织女故事的中篇小说。

小说中，王母娘娘成为阻拦两人爱情的反派。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人间还是天上，男女婚姻都必须听从父母安排，不得私自决定。不过，对于牛郎和织女，王母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她同意牛郎和孩子留在天上，命喜鹊传话让他们每隔七日相见一次，谁知喜鹊传错了话，说成每年七月七日相见一次，于是，王母又惩罚喜鹊给他们搭桥。从此便有了每年的七月七日，无数喜鹊飞来为她们搭桥的设定。

鹊桥之上，牛郎织女团聚了。他们深情相对，楼抱着儿女，有无数的话要说，有无尽的情谊要倾诉。

此时的故事已经十分动人了。

颐和园长廊彩绘：牛郎织女鹊桥会

到了清代，有关牛郎织女的第一部长篇巨制是邹山的传奇《双星图》。此剧情节内容多有不同于以往的流行说法，最特别的是搀和了其他神话故事，比如精卫成为织女的姑姑，并曾经运石造桥供牛女相会。

在邹山的描写中，牛郎织女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织女因为与牛郎两情相悦而下凡与牛郎成亲。

清末的《牛郎织女传》则是情节最为丰富的一部小说，它几乎继承了全部以往牛郎织女故事的关键情节，同时增加了许多民间故事的成分。

最终，牛郎织女的故事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版本：仙女下凡，夫妻恩爱，遭人阻拦，被迫分离。

正如于长敏在《日本牛郎织女传说与中国原型的比较》一文中所说：“文学家从牛女两星座联想到一对恋人，又从天上联想到人间。人间已有飞鸟化女洗浴说（如《田昆仑》），有织女下凡说（如《董永与织女》），有人鸟结婚生子说（如《毛衣女》），将这几个传说综合起来，并与文学家创造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联系在一起，便逐渐产生了《牛郎织女》的传说”。

牛郎织女，在先秦时代是一则星辰神话；汉朝时期成为一则美丽传说，表达民众世俗的愿望和理想；唐宋诗歌中成为文人墨客的同情对象；而随着元明清世俗文学的兴起，牛郎织女故事从古典走向现代，经过文人添彩、民间附会，牛郎由天上的神话星宿变成一个民间的穷苦放牛郎，而织女从天国下凡到人间，共同完成一段打破封建桎梏的姻缘佳话。

从此，牛郎织女为我们的爱情文学提供了范本，散发的魅力一直影响到今天。

参考资料：

1、王朝阳《从秦简《日书》看牛郎织女故事之形成与流变》，《贵州文史丛刊》2011 年第 2 期；

2、王煜《汉代牵牛、织女图像研究》，《考古》2016年第5期；

3、胡言《中国神话故事》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4、郑先兴《汉画牛郎织女神话的原型分析》，《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

5、叶殊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