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刘立福先生的评书说的这么好，而且精品数量也很多，辈分也高，为什么知名度却远不如袁田单刘连等几位？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三年前的老问题不知何故重新又翻上来推给我，又是好问题，所以我好好回答一下。
首先，这个事我觉得不宜谈辈分高低问题，还应多集中在这个演员艺术水平的特点、成熟度去谈，较为合理。
其次，因为评书界原来的排字适用于艺术源流研究还可，到后来的传承情况，显然和相声界一样，支脉都是各排各的字了。不仅呈现纷乱的情形，连师徒关系也变得实质重于形式。再因为各种诱惑和纷争事件较多，外人都是雾里看花，自说自话。所以，谱系的事情就没原先那么重要了。
试问：现代社会了，如果一个海清腿儿的评书说得比行内人都好都能卖票，到底怎么算呢，认不认？如果认，谁去收他呢？如果不认，你凭什么让观众不买他账呢？
1、这个要从 评书界第六代传人程德荫（评书“十八德”之一，排德字——师承牛瑞泉，即评书“七瑞”之一，“三臣”之何良臣一支） 那儿开始倒起， 据说此公最擅《善恶图》，他逝世后此书即成绝响。
他的徒弟（排致字）分别有：王致廉（即后来“净街王”的师傅）、 张致兰（即后来“陈四爷”陈士和的师傅，刘立福先生的师祖） 、霍致高、德致厚、李致清、英致长、王致玖（即后来张杰鑫、常杰淼的师傅）。
2、 第七代张致兰 （民国时期报刊也有称张智兰），清末曾考取秀才，因与仕途无缘，改说评书《聊斋》。除了名满天下的“名徒”陈士和，据说还有一位李士元，大多语焉不详。
但当时有个很大的传闻，是质疑张致兰先生的专业身份，即他到底是否真地摆过支，拜过程德荫否。是否一直是海青腿儿，或者被哪位师兄代拉入行，具体已经无从悉知。所以这才成了陈四爷后来刚到天津初期，面临较大争议及就业困境的原因之一。
另外，第七代人才辈出，十分关键。是评书界繁荣的“中继力量”，形成了后来这门艺术真正的“裂变式发展”。但这一辈排字开始出现较多支脉，也是后来“辈分混乱的根源肇始”—— 聚、福、云、昆、殿不分；长、连、竹、致不分； 还有“七悦”的 “悦”字 ，以及擅说《西游》的恒永通单独排的“永、有、道、义”的 “义”字 。
3、第八代陈士和 这一代，除了他自己收徒单独排的字为 “建/健、立、功、业”， 其同辈艺人一般来说是， 荣、伯、继不分；杰/傑、士、宝不分；诚、坪、润不分，以及“十八庆”，“义”字未有传人。
也就是说， 陈派聊斋的创始人陈四爷从谱系上，隶属（同属/等同）于第八代评书艺人 。与我们非常熟知和比较熟知的 陈荣启、张荣久、袁氏三杰、王杰魁、潘诚立、张诚斌、张诚润、瑞诚咏、福坪安、周坪镇、吉坪三；张杰鑫、常杰淼 等为同辈。而这一辈的评书艺人收徒更加呈现“桃李芬芳满天下”的局面。
我同意您所谓“他评书说的这么好，而且精品数量也很多”的看法。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看了下面众多朋友的直接回答，有很多话我深有同感。其中如下这个视角，我十分同意，特做索引——
那么就此问题，我本人再补充两句。
除了诸葛说的刘先生“性格决定命运”的部分原因，袁田单刘连这五位评书家所以会知名度高，有三个背景原因在起作用：
1、时代背景： “时势造英雄”这个论断对于这五个人完全是适用的。因为他们都能够更加迅速地主动捕捉时代气息，适应时代发展特色，积极挖新书、说新书。加上本身的基功出色，从而脱颖而出，不同俗流。当然这五人里面还有不同情况，除了有西河门的因素，袁阔成先生之前已享名。连丽如先生的情形略有特殊，在此不便多言。
当然这不代表立福先生不能说新书，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在时代更迭变换的浪潮中，他个人做的一种人生选择！——哪怕我常年在工厂车间沉寂着，我内心始终钟爱着陈家门的评书艺术，这个就够了，比什么都强。君不见，某年说聊斋之《小翠》开篇的一段定场诗否？不由得让我感叹：江湖多变，散淡由人。
2、听众的心理背景： 有一必有二，这个毋庸多言了。拨乱反正之后，我们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人人都知道中国落后世界太多。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节奏紧张、视角变换的频率下，老百姓都在想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干什么？！这个大众阶层意识形态取向的根本变化，直接决定着“聊斋”这类深刻意味的人情书、慢书，就不会走红！
大家可以试想：《聊斋志异》于清初顺、康期间便成稿和完成，各类小型钞本散步流传，但为什么真正成为官方、民间老百姓趋之若鹜的读物，导致一时“洛阳纸贵”的景象，是只有到了清中期，在青柯亭刻本开雕传播后才出现的呢？！为什么会是清中期呢？？——思之便明即同理。
3、书道背景： 这个背景的成因就比较复杂了，我简单说三点吧。
首先，原书的形式影响。 因为该书以文言文行文的原因，让新时代的很多听众（我是从大概率角度）就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真正琢磨《聊斋》这部书到底哪儿好，有多好。即便有喜欢的，不少人也常会选择直接看白话聊斋即可，这省事啊，多快啊。当然就会让蒲松龄很多精彩的文字味道，暂时被淹没，不被人所熟知而黯淡下去 （比如《马介甫》结尾那篇“妙音经续言”严肃讨论之用意；比如《胭脂》的判文之警世高明；比如《绛妃》之檄文的深刻社会意义等等，俯拾皆是，不可胜数） 。如果再没有评书演员去传播，去批讲做这类普及，只不过就变成一本普通的鬼怪书罢了。
其次，演为评书的基础条件限制。 聊斋的写作题材广泛丰富，包括但不限于鬼狐。不管是官场段、讼狱段、家庭段、江湖段、历史段、寓言段等，演为“文段子”或“武段子”都需要演员有很深的综合功力，不止于讲故事的能力。 而演为评书就更需要评书的各类艺术基础，更大的能力还有：人情书。所以看着容易，随便说说容易，要想说好了是非常难的，何况还得能拢住听众，才有所谓的知名度。这在程度上要比耳熟能详的传统袍带书、短打书、公案书等要难得多。
最后，传承困境导致人才凋零的影响。 北京曹卓如（曹聚锐）传赵英颇，因擅说聊斋之“三小”、“三连”等题材曾经在电台响名，但徒弟齐信英虽然得其部分衣钵，过早离世，未能发扬光大。 ——因为传人问题。
而由北京最后定居在天津的陈四爷这一派艺术，算是对聊斋此书的传播影响非常大的，全面提高和丰富了评书聊斋的艺术成就和内容。这不仅因为陈派聊斋对评书的巨大贡献，也因与周总理那段因缘际遇，和众多津派曲艺名家众星捧月般烘托与艺术上相互借鉴所致。所以有幸能够留下陈派聊斋诸多作品的墨刻本，以及以刘健英、张健声、刘健卿、刘立福、杨立恒等先生为代表的传人和再传弟子们。
但最终的问题还是出在传人问题上。 基于上述两点的固有条件，不管是拨乱反正的时代，还是如今的时代呼唤着国学和传统艺术的回归，我们都明显看到“陈派评书聊斋”面临的传承接续困境。
1、为什么陈四爷当初不管是授业、拜门或者寄名的徒弟，粗算下来有三十几个，最终他认为只有“一个半”才真正算是徒弟呢？
2、为什么再传弟子当中，在刘立福先生享名已久、出类拔萃，并坚守这一派艺术过程中，现而今没有哪个像样的陈派三代弟子能够显露头角呢？（传说中天津有一位叫“金瓜李二”待考）或至少被别人提及某些作品或一二评价呢？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此问题我在“燕赵生说聊斋：谈评书聊斋演员”系列中也曾谈及）
当然，一个艺术门类最终走向断庄，是常有之事。它命当该亡，那就只能亡了。 但陈派聊斋如此凋零，究竟存在哪些传承上的问题呢，是谁之过呢？这里当然不是要苛责老艺术家们，而是希望引发爱好评书的同好更多的思考吧。
谨以此文，再次向陈派评书聊斋致敬！并衷心希望陈派艺术能够继续基业长青，永葆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