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的朋友，请谈谈感受好吗？

看过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的朋友，请谈谈感受好吗？

我想 我已经读了它的心...

这本书就是余秋雨先生的新著，他称之为“记忆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借我一生》。跟许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是余先生散文作品的忠实读者，也曾为其在90年代后期作品与人生上的选择而迷惑，甚至失落。因此在初读余先生的这部精心之作时，其心情也正如一位朋友所写的那样，“是找回了一份失落已久的心情。”

在初遇的惊喜之后，我却渐渐领受到另一种新鲜而陌生的感受：过去那个在《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中视野恢宏的叙述者，正被另一个更加清晰，也更加鲜活的个体生命所取代——从这个角度而言，余秋雨先生的这部“记忆文学”，似乎可以看作他以自身的生命记忆对过去所有作品的一个“总阐释”。

通过余先生的回忆，我们得以对其在一系列文化散文中所表达的思索理路进行一次梳理：少年时代的经历（如为邻居写信而受到尊重）培养了他对文化的亲近与信任；文革时期的遭遇与观察令他对“文化废墟”的前景产生了深深忧虑（值得注意的是，“废墟”这一形象在余秋雨的一系列作品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奉化及其后苦读的阶段里，他通过传统典籍的广泛涉猎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信念；在艺术理论阐释与创作的过程中，他领悟了“结构”对于文学乃至文化的重要性；在担任行政领导的过程中，开启了对“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低效化”的反思；而在独自上路的旅程里，发现了以“对话”重新塑造和建构一种民族文化体系的可能；此后的旅程与创作，则是对于他这一文化思路的亲身实践……

无可否认，这种文化价值上的选择，同样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放弃”与缺失，这种缺失甚至直接影响到余先生著作中文化言说的底蕴。比如我注意到，余先生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对“个人权利”及“个体价值”的探讨，至多涉及一种集体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担当”，而对于个体权利的界定与尊重，恰恰是西方现代文明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不深入反思这一点，很可能就会陷入“历史与历史的对话”，而缺乏与现代文明与生存状态的沟通——对话也因此而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看到过的一则资料，《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最初听余秋雨聊（本书的构想）时，特别激动。

“余秋雨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程永新说，当时他一听这个构思，感觉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生活中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朋友以及历史人物呢。余秋雨对真实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离真实有很大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一个很丰富的哲学内涵。而在读了一二卷之后，程永新感觉“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我的想象”。

当我读到全书第五卷的第二章时，我觉得感觉到了程先生希望读到的是什么——那是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对一个喧嚣时代的“独白”，一种个体存在对“整体真实”拒绝与反讽——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余先生多年思索所形成的文化态度与言说方式变成了叙述最大的障碍。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与余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王元化先生的一段反思，恰恰可以做余先生这篇短短“故事”的最佳旁注。

王先生在谈到一个社会中，“集体意志”（即公意）对个体的伤害时，写道：“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求的公意，乃是一个假像，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也就被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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