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小孩子们都讲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文学家、科学家、革命家都讲自己的母亲是最伟大的母亲，劳动者都讲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母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谁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最好的母亲——是母亲将我们带到人世，是母亲的乳汁哺育了我们儿时幼小的生命，是母亲的教诲培养我们健康成长，使我们终于成为今天的我们。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母亲，既不“美丽”，也不“伟大”，她只不过就是世界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位母亲，劳动大众、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母亲出生于1916年古历十一月初七，排行老二，上面是一个姐姐，即后来直至我1973年读大学前离村时都一直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村（生产队）的我的姨妈。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有几位兄弟，他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相处得十分和睦，是解放初期临利县尺八口地区有名的蔡刘村的大户人家，所以我的母亲姓刘，这儿理所当然地也是我的血脉发源地之一。

母亲是36岁生的我，在我的上面，母亲唯一只生育了我的姐姐，比我大9岁，如今已经是从乡级行政干部位置上退休的老共产党员。我的下面，母亲生育了三个子女，除了一个比我小5岁的妹妹已经是失业多年且退休的工人外，其他还有二位在我出生后的三年内相继出生却在出生时即已经夭折。

为什么是这样？据我老姐讲，我妈妈年轻时算过一命，算命的先生讲，我母亲的命里只能载有润年润月出生的子女。刚好，我们仨都是润年润月出生的。看来算命先生有时也还是讲得比较准的，尽管我并不太相信那些人的话。

从我儿时起，我就知道妈妈是一位小脚女人。我小时问过妈妈，妈妈，为什么您的脚那样小？真的很小，不到5寸长，而我姨妈的脚更小，最多也就三寸长。老妈讲，旧社会，女人都要裹脚，尤其是有钱人家的女孩更要裹脚，以小脚为美。后来长大了我在书中看到有“三寸金莲”之说，就是指此。

老妈讲，当时女孩子裹脚，至少在13岁以前就得裹，用很长的布带，将脚紧紧地缠住。由于裹得紧，疼痛异常，根本就不能下地行走，且必须得忍住疼痛。疼痛时可以哭、可以叫，但就是不能松绑。裹脚开始后，头些日子每次裹脚连续至少一二个时辰，然后松绑一二个时辰，即使松绑了，也疼痛异常而不能行走，接着再裹；经过几天的时间下来，裹脚时疼痛有所减轻，则延长每次的裹脚时间，并相应减少松绑的时间，直至完全不再疼痛，就不再松绑，只有在晚上洗脚前才松解下来。这样到了成年，也就形成了白天自觉裹脚的习惯。

如果不太讲究卫生的人几天裹脚而不洗脚，再一松绑时，那就是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中曾经写到的一句名言——“王大妈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妈是13岁时裹的脚，年龄已经偏大，所以脚也就稍微大一点儿，但裹脚时的疼痛折磨就更加厉害；而我的姨妈就更惨了，只有十岁不到就裹脚了，她老人家的脚比我妈的脚更小，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也因此“美丽”的条件，终于也就嫁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那就是我的姨父，姓汪，解放后在我们村划为地主成份，文革时受尽了批斗，也包括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对他的勇敢的批斗。

不过我姨父的几个儿子都比我大一些，文革结束后，还当上了村小组的干部，孙子也有的成了地方干部，有的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子孙幸福，仍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户人家”。

妈妈是一位勤劳的女性。

从我记事起就没有看到过妈妈坐下来实在地休息过，有时看到她到别人家串门，不知是借东西，还是还东西，但总是不多时就回来做家务。

乃至在妈妈八十岁后，我每次回家仍然看到我的老妈在为儿孙做家务，扫地、做饭、抹桌子椅子，继续不停地干着那些家务小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解放以后新中国最艰苦的年代。

那些岁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妈妈的晚上都是在剁猪菜、煮猪菜，每当半夜叮叮当当的刀剁野菜的响声将我惊醒，我就从睡梦中起床，来到堂屋，只见母亲与父亲还在忙着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杂活。

我嘟啷着要他们也去睡，此时母亲就过来牵着我的手，将我再带到房内睡觉，并说，明天还要出工（到生产队做农活），晚上不做完这些事，白天就做不了，你先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我们把事情做完了就会睡的。

但是，待到我再醒来时，已经是天光了，父亲和母亲早已经起床，开始了又一个新的一天的劳作。

妈妈干家务活自然是非常地卖力，因为不卖力，生活就会很困难。

如果能利用每天从生队收工回家后的时间多干点家务，比如多养一只鸡，就能有鸡蛋（有几年时间，上面规定，家中连鸡也是不允许养的，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更不说养猪、养牛了），有鸡蛋就能卖一点钱，再去买一些其他日常用品；努力家务，才有可能将一头猪在喂养8个月至10个月的时间内卖出，就能赚到几十元钱，从而至少半年内的生活稍有宽松。

因此，父亲与母亲总是不辞劳苦地日夜操劳，一般能做到每年喂20几只鸡，出栏一、二头猪，生活也还算过得去，可以供我的姐姐上学的费用。

要知道，我的姐姐是初中毕业生，是我们整个生产大队几百户人家中唯一的女中学生。如果不勤于家务的家庭，生活就显得特别的艰苦。

妈妈从不辞劳苦，在大跃进的年代，谁也不辞劳苦。为生产队出工，夜以继日。大约在我7岁的那年，有一天晚上九时多，母亲与生产队其他人一样仍然在距家约2华里的地方出工，只有我和一岁半的妹妹在家。

当时妹妹正在生病，晚上突然发高烧，我手足无措，也就啼哭不止，隔壁的一位姨娘刚好未出工，她知道后，即赶紧通过一位生产队干部去通知我的母亲。

母亲视力差，因小时生病致右眼有大片状翳障，即角膜瘢痕（所以我讲我的母亲并不“美丽”），晚上在对面火把的照耀下，看路不清，加之心急，从三四米高的陡峭堤坡上重重地跌了下来，当时就人事不醒，还是那位生产队干部将我的母亲背至家中，并为母亲和小妹求医看病。

因为当时父亲为生产队出工在数十里外的地方。

幸亏老天照顾，母亲并没有过于严重的损伤，只休息了几天就继续参加生产队的出工，但从此落下了天气变化就头痛、腰腿痛的毛病。

母亲性格温顺，无论是在我祖父母面前，或者在我父亲面前，或者在五个妯娣之中，还是在生产队其他邻里面前，从来都是语言温和，从来就不高声恶语，母亲活了九十三岁，她从没有与公公婆婆顶过一句嘴，没有与父亲真正红过脸，没有与妯娣发生过一点不愉快，也没有与邻里发生过任何争吵，更没有打过我们几姊妹，有时将她惹急了，也曾经试着要打的样子，但高高扬起的巴掌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母亲心地善良，看到他人有难，能够帮助时尽可能地帮助。还是我几岁时，有一位20岁左右的大姑娘手提一个包袱来到我家。

当时我正在家中，母亲在屋后打理菜园子的事情。

我以为是客人，于是将她带到母亲面前。

母亲与姑娘交谈了一会儿，得知姑娘是逃荒至此，离我们家也就是几十里路并不很远，于是欣然同意姑娘留下，答应她住一段时日，想走时再走，这样既能解他人之急，也为自己添了一个照看家里的帮手，因为当时父亲受生产队的派遣长年在外，而我与妹妹也都还小，姐姐读中学寄宿不回家。

可两三天不到，在母亲出工时，姑娘将家中的十多个鸡蛋，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至今我亦未明白还拿了些什么东西，因为母亲并没有细讲，只是说那个姑娘没有打招呼——就自己就走了。

如今想来，这位当年的姑娘已是七十出头的老太。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从不计较这些小的不愉快，只要对别人能够提供帮助的，她都尽可能地提供。因此，我们家的客人很多，对于那种无关无系的客人，在我小的时候恐怕最多的就是算命先生与讨饭的人。

父亲在家时，经常有男算命先生在家中过夜；无论父亲是否在家，只要是女性的算命先生，都可以在我家留宿。

我的名字，就是一位算命先生给起的。原本我并无名字，小名“丑货”——乡下人认为，名字取得贱好养，不会短命。可能是由于算命先生要在我家过夜吧，过一夜至少还要给他免费供应晚餐与早餐，算命先生硬要给我看相算命不收费，并尽捡好听的讲。

母亲与父亲当然是听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就有了正儿八经的名字——皇城，文革时期，我将名字改为了更便于书写的同音字。虽然我并未如父母新期望的那样有作为，仍我也仍然是父母的骄傲。

我一九七三年才进入大学校门20天，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因为肺气肿（长期喘息性支气管炎所致）致慢性心衰而殁。这样，家中就只有母亲与妹妹两人生活了，因为姐姐早就出嫁且为人母。还好，在父亲去世的时候，除了我的姐姐妹妹都在他的身边以外，还有一位漂亮的姑娘也在埸，虽然我的父亲当时只知道她是我们大队的领导干部，但她却代表了我，这是天意。因为她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父亲去世几年后才与我谈婚论嫁的。自从我离家求学并参加工作后，我就很少回到家乡，虽然并不算太远。后来，由于种种情况的变化，我妈妈迁到了岳阳市，与妹妹、妹夫住在一起，与姐姐也就相隔两栋之遥。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是愉快的。这也是我的心愿。当母亲九十高寿之时，我的同事与同学来到岳阳为母亲祝寿，这是我第一次为母亲祝寿，以后还有二次仅为家人。因为我与我的母亲都不喜欢搞祝寿活动。

母亲走后，我们将她老人家的骨灰安放到了监利县尺八镇上沙村，与父亲相伴而葬。那里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也是父亲长眠的地方。

父亲（五兄弟，排行老三）因为逃避壮丁于1943年与我的母亲和姐姐一起离开此地而迁居湖南（现君山区）。

当年离开老家时，伯父的女儿将要出生，以此为契，两姐妹一名“逃之”（桃芝，桃枝），一名“兵之”（李兵英，1943年农历冬月初六出生），意即逃避当壮丁的年代出生。

母亲去世后次年，在父母亲与已过世的家族其他亲人的万年居址，我请弟侄们重新进行了修茸，并在四周植上了万年松。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平凡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祝我的母亲、父亲永远安息。

（2011年5月1日，写于长沙）